发布日期：2026-01-24 19:26点击次数：118
论文题目：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畅通再探
作家：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当代念念想文化研究所教师）
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2019年2期，转自知网。
节录：钱穆与五四畅通的关系，受1930年代后钱穆我方对于五四的历史叙述影响较大，甚至以来他基本是以个五四畅通的反对者的形象出现的。这时常让东谈主淡薄个逻辑即着实的反对者需要“阅历准入”。钱穆其实是在入了解和积参与了五四畅通之后，疏离和反念念了五四畅通。对于这历程，先哲多有发见，不外从面前各式新发现的钱穆早年史料开拔，他与五四畅通互动的些面相，如新念念想潮水怎么影响了江南地社会？钱穆以何种式介入了五四畅通？从“看《新青年》”到“决心重温旧书”的内在理路为何？外部环境又对这种周折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均不错作念为精良的解读。
关节词：钱穆；小镇青年；五四畅通；新文化；江南地社会
对于民国史学钱穆的世、生和睦学术的研究果不堪胪列。这些果对“钱穆与五四畅通”这个题目或多或少都会有所触及。①但如若仔细考索材料，转变发问的角度，此题目仍有不少可继续探研的余步。②
从材料来说，面前研究多以钱穆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和《钱宾四先生全集》里的相关文章作为主体材料。这两种史料天然是钱穆研究不可能绕过的，稀薄是《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内容丰富，史笔活泼，读来十分山外有山。但对“钱穆与五四畅通”这论题来说两种史料均有需小心使用之处。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的问题是回忆录自己就不乏“后见之明”“再行建构”等局限。加上钱穆动笔写稿此书时相距五四畅通已有60多年，因此在细节上难有沾污、错漏之处。③而且这部回忆录的特色是笔墨“太洁净”与“太含蓄”，给后学留住了不少值得继续探究的言外之音与言外之事。④
而《钱宾四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问题在于：，《全集》虽然收录了不少钱穆在五四畅通时期撰写的文章，但因《全集》体量遍及，足有54巨册，遂致这些五四畅通时期的文章“归拢”在了它的各个旯旮。这些文章的原始状态其实是处于不同文件档次的，在裁剪的历程中却“渐渐泯除了它们原来的样状”。⑤二，《全集》编得确乎已“甚全”，因此常会给东谈主以“遗珠之憾”的错觉，但若介怀核阅那时的报刊如《形势新报》《栽培杂志》等，会发现《全集》中的钱穆早年文章仍有定程度的失收，稀薄是他在1920年代初发表的些与五四畅通关系密切的文章。⑥三，《全集》的失收还有种稀薄情状，即佚文的部分被整进了后出的钱穆名作之中。这面让咱们不易了解史料如何“形成”，易产生钱穆不雅点的“时间错置”，另面则使咱们忽略了钱穆松手的那些部分正好和五四大风有径直的研究。⑦
从问题瓦解看，既存研究不少旨在梳理重构钱穆的生平经历，在预设上时常先有个钱穆是史学，对历史与文化怀有浓厚“暖热与敬意”的定见，然后从这定见开拔检会他如何从个小学教师脱颖而出成为大学教师。但是从1919年前后钱穆的眼中看去，作为个江南地上的念书东谈主，且如故个正在觅路的小镇青年，他如何能清楚翌日的我方是何面目？此时的他与日后的他面有以贯之的东西，但另面也有十分不同的想法。因此咱们的发问或需转变为：当五四畅通的大风刮过江南各地，钱穆和其左近东谈主物所受到的各类冲击和他们的多歧回复。对于此，《师友杂忆》中有句话能详尽，即“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念念想、新潮水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间潮水挟卷而去，及今念念之，亦余当年大侥幸也”。⑧
这句话教唆了系列值得继续商酌的要紧问题：新念念想、新潮水究竟怎么“坌至涌来”至江南地社会的？钱穆只是是个《新青年》的读者吗？他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式介入了五四畅通？从“看《新青年》”到“决心重温旧书”的内在理路为何？外部大环境又对这种周折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先哲依据钱穆的已刊文章和回忆录已有不少精到发见，如汎森、刘巍、陆念念麟等学者的研究。⑨但若能从些新出的钱穆早年史料开拔，均不错超过丰富史实，作念些为精良的解释。
、新念念想、新潮水如何“坌至涌来”
钱穆从清末驱动即是个“江南古镇里的新派东谈主物”，这点从《师友杂忆》中能看得十分明晰，汎森的研究也指出了这点。此处不错超过商酌的是，作为地上的“新东谈主物”，“趋新”作为自我招供或者稍易，但真要参预“趋新”膨胀中，他们需要付出比大城市里的新东谈主物多的悉力，同期也需要有各式条款的配智力跟得表层见错出的新报刊、不对各种的新念念想和寰宇精英闻东谈主的新讲明。1922年就有东谈主讴歌：“我想这个破天荒的‘五四畅通’谁也都知谈!真不虞还有种中学毕业生不知谈这个‘五四畅通’!”⑩中学毕业生在1920年代已属于念书东谈主中的较层，若他们中还有部分东谈主不知谈“五四畅通”，这说明五四畅通与念书东谈主的联接或者并不如日后遐想的那样天然。稀薄是那些囿于地的念书东谈主，他们要着实与“五四畅通”相联接取决于三个条款：、当地与外界的讯息流通程度；二、每个具体东谈主物的东谈主际汇集；三、地域的学风和士风。在这几面钱穆都正好有我方和新文化的错综缘分。
从讯息流通程度说，上海在清末民初是寰宇大的“新文化”分娩与传播中心，到五四时期亦然不亚于北京的另个中心。钱穆方位的荡口、梅村、后宅等江南村镇、市镇，作为上海之“左近”，水网密布，河谈林立，“为工业化前的社会提供了简便低价的交通运输条款”，况兼早已形成了“群众交通系统”。这种“群众交通系统”据葛剑雄形容是“达官贵东谈主、田主巨贾不错通过私船舶进行‘门对门’的往还，即是没落的士医师和穷东谈主，也不错通过‘航船’往还于城乡之间”。(11)
因此，钱穆获取新报刊和斗争新念念想的条款相较于离上海较远的宽绰内陆地区的念书东谈主要便利得多。1912年，钱穆任教方位的锡秦水渠虽然四面被太湖环绕，仅架桥通向外面世界，而且夜间悬桥，交通断。但就在这么的地钱穆仍能如期读到商务印书馆的主力刊物《东杂志》，参加商务印书馆的征文比赛，足见当地以纵横水谈来传递讯息的发达和流通。(12)
同期这些村镇、市镇的中心——锡城也不是个小地，城内商铺林立，书局稠密。1915年《青年杂志》在锡已有两个代派处，个是文采书局，个是乐群公司，从《新青年》的记录看至少到1919年锡这两个代派处并未始变。钱穆时常通过文采书局来买书，大致可测他读的《新青年》就来自于此。(13)
从个体的东谈主际汇集看，钱穆18岁走出“七房桥”后，在各乡校任教的历程中结子了不少匡助他获取新文化，并同研求新文化的好友。其中有两个东谈主相称要紧，个是秦仲立，另个是朱怀天。(14)在秦仲立的荐和荧惑下，钱穆在三兼小学任教时曾“遍读严(
)译各书”。(15)朱怀天则是钱穆在锡四等小学任教时的共事和相知。他的生平故事以往只见于《师友杂忆》，而较少有东谈主利花钱穆为朱怀天裁剪的遗文集。透过这份要紧材料咱们不错了解到多的近似钱穆、朱怀天这么的小镇青年与五四畅通交错互动的场景。
在钱、朱共处的两年时刻里，二东谈主友谊其厚，据钱穆形容是“日常起居几若形影之
相离，而意兴议论之所到，亦多与余有交关进出焉”。(16)朱怀天则描画为：“吾自获交宾四，二年于兹矣。其迟早相共，以放论至广莫垠之域，不自本日始矣。固尝抵掌谈，辩对纵横于萧索，亦尝临风击节，操守雕刻乎冰霜。盖凡宾四所迟早孶孶以修学敏行者，夙已窥见其十八。”(17)
因此，朱怀天读过的新书新刊，钱穆也大多有所涉猎。从朱氏的日志、文章和所编课本看，他读过《新青年》上胡适、陈秀、刘半农等东谈主的文章，《东杂志》上胡适的文章，《形势新报》上张东荪的文章，胡适的《形而上学史大纲》《尝试集》，五四“义士”郭钦光的《素养余墨》等。(18)这些报刊竹素有些在钱穆本东谈主的材料里出现过，有些则未有过陈迹，透过朱怀天的遗文咱们能详备地了解钱穆在五四畅通时期的阅读世界。
在阅读来自北京、上海的“新文化”书报的同期，钱穆和朱怀天都崇出对联学、理学和梵学的浓厚酷好，这是因为清末以来尊西崇新的风潮不仅带来了西洋的念念想和学说，同期也开启了传统中的非正宗学说流行的大门。子学和梵学能够为五四畅通时期的儒学批判提供来自传统的火器(19)，而理学中的些念念想元素又是那时新青年淬真金不怕火谈德，稽察“修身”的要紧凭借。(20)比照两东谈主材料咱们大致不错看到子学是二东谈主结子前就已有的共同酷好；梵学面钱穆受到朱怀天的影响大；对理学朱怀天驱动十分抵抗，自后则渐被钱穆感染，有所转变。(21)
正因为两东谈主都对联学、梵学感酷好，1918年，钱、朱二东谈主围绕上海出书的《宥言》书伸开过舌战。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此事标明“时共产主义尚未大兴，而余两东谈主则早已商量及之矣”。(22)这话其实需要超过辨析，负担的问题甚多，这里只指出点：如果钱、朱二东谈主果然在1918年就驱动商酌和马克念念主义相研究的“共产主义”，可能就略估了二东谈主那时仅是小镇青年的念念想智商和念念考鸿沟。激发二东谈主舌战的《宥言》书并非像钱穆所说的——畅衍自“日本信仰共产主义众人河上肇”的学说。从日后的分梳看，钱、朱二东谈主商酌的其实是政府主义，而且这种“政府主义”的底不是克鲁泡特金、巴枯宁、蒲鲁东等东谈主的西洋政府主义，而是来源于墨、老、庄诸的式政府主义。(23)为奈何此？这就要商酌钱穆与五四畅通之间复杂缘分的三个面——江南地区的学风、士风与新文化的关系。
五四畅通不是编造而出的，对地念书东谈主而言，他们定是处于当地学风和士风的“既存状态”中来领略和禁受新文化，详尽言之江南地区的“既存状态”有以下两个要紧特色。
，前文已述上海是清末民初“新文化”的分娩与传播中心，这些“新文化”的因子有的在五四时期落到了次的、不显耀的档次上，另有些在清末民初受到定程度的压抑，到五四时期反而再行受醒目。稀薄是在地上，这些因子会因为新的时势变得十分活跃。《宥言》的传播、阅读即是清末民初些被压抑的“新文化”因子被再行发现，进而激发了小镇青年豪情的典型案例。
《宥言》书共25篇，目录具体为：三、尊谈二、平三、私运四、破罔五、学六、施教七、辟孟八、崇庄九、辨墨十、男女十、言文十二、废易十三、斥军十四、毁法十五、罢党教十六、疾名十七、盗匪十八、易简十九、大义二十、火藏二十、吊问二十二、不经二十三、
史二十四、乐生二十五。(24)作家吴在(公之)是朱怀天在江苏二师范(清末为上海龙门师范)肆业时的老诚。吴氏是清末上海栽培界的新东谈主物，曾片时留日，但从其留日时刻和河上肇转向共产主义的时刻判断，他不太可能从河上肇那里获取相关“共产主义”的念念想资源。(25)
从《宥言》的内容和吴氏经历可断此书的取资来源或者有三个：要紧的是江亢虎与社会党宣扬的“社会主义学说”，其重心在国、宗教、庭的“三主义”，在民初这种“社会主义学说”传播普通的地域是上海和江南地区。这从1912年足下叶圣陶和顾颉刚的通讯中能看得比较显著。(26)另外两个即谭嗣同的《仁学》和康有为的《大同书》，也在江南地区流传甚广。(27)
这三种念念想资源都属于清末民初“新文化”的因子，但在五四畅通之前，江亢虎宣传“三主义”的书被清政府和北京政府严查猛禁(28)；谭嗣同《仁学》中对伦常礼教的批判未能“起着实的立异的猛火”，受豪情的是其中宣扬“反满”的部分(29)；康有为《大同书》里的热烈念念想也要比及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后才渐渐广为东谈主知。但是五四畅通兴起后，这些念念想因子都被在上海的“老新党”吴在整杂糅，写进了他半通欠亨的小册子《宥言》之中，并通过师生授受的渠谈激发了钱穆和朱怀天等小镇青年的阅读与商量。
与朱怀天商量后，钱穆以儒学为基本立场，写过《辟宥言》文，可惜文本已佚，但其文旨的蛛丝马迹仍在。1943年5月，钱穆撰《谈念念想与安那其主义》文发表在《念念想与时间》杂志上，文中说谈：
邮箱：215114768@qq.com儒之接纳墨、谈两念念想以我方弥补与我方扩充……举《礼运》篇论之。礼为墨、谈两共同反对的大节目，他们都计礼是东谈主类虚假斯文之结晶；但儒敬重礼，儒的梦想社会与梦想东谈主生都要用礼来撑抓。《礼运》的价值，正在其尽可能地遴荐墨、谈两批斥礼的劣势，再用来再行建立礼的体系。或说礼运念念想出于谈，或说礼运念念想出于墨，其实《礼运》依然是儒精神，只不外接纳了墨、谈两的精华以自广。(30)
这种强调《礼运》之作是为回复墨、谈两对“礼”的批斥，却依然源本于儒精神的主见，可能恰是钱穆从早年写《辟宥言》驱动的抓续念念考。而文中拿儒与“西耶教及近代社会畅通者”作比，稀薄指出“(儒)精酷似乎每易侧重在进取的，而忽略了向下”，则能看出五四念念潮对钱穆带来的抓久影响。(31)
二，江南地区在明清时间即是科举重镇，文风壮盛，从而形成了套“别有渊源”的东南学术和东南文化。(32)这套文化与学术的重量在地念书东谈主心中有清爽的体现。1908年常熟士东谈主徐兆玮说：“江左为东谈主文渊薮，而吾邑尤以科相。”(33)1917年常州武进县栽培会在《会刊》发刊词中也计本邑“素为东南东谈主文渊薮”。(34)到1920年锡国招生，录取限额仅24东谈主，报考者却达千东谈主之多，这诚然和锡国毕业后的渥长进相关，但亦可见东南学术和东南文化的抓久影响力。(35)是以那时有东谈主会写信给唐文说：“足下乐育英才之心老而弥笃，南文学赖以督察不坠，此事自关世运，俟下走之称述也。”(36)
但另面，英才辈出、文风壮盛形成了这地区科举竞争的空前热烈，因此在明清时间不少江南念书东谈主因为科考之路特别落魄而不再走经生之途，转而成为了千里迷吟诗作画的文东谈主和探索“奇技淫巧”的畴东谈主。(37)这标明东南之学术和文化时常会濒临无数缘参预其中之东谈主的不悦，即套坚贞的存在时常会催生批不悦于这之东谈主。旦政、社会、学术的空气发生大的转变，他们就会利用这种变化来挑战既存。像朱怀天，他除了豪情北京那些讲新文化的大东谈主物外，还稀薄防御“南耆宿”唐文的举动(38)，时常想写文章来驳斥唐的各式不雅点，所谓“读《论语》既竟，颇不适。拟就所见及作《念书怪语》书，已成其序，拟将唐文每篇大义释要辨之，此亦为世谈东谈主心绪也”。(39)
因此在民初，江南地区既不乏严守东南学术和文化之奥义的长老耆宿，又多有倍感传统之压力，但愿挑战、糟塌、改造这种学术和文化的青年猛将，于是此时的江南就成为个传统与当代相互交错，保守与开新同业并存的地。钱穆和五四畅通之间的绞缠关系与此实颇相关联。
以上说的是钱穆如何能够斗争新文化的那些缘分，那么在通过各式渠谈斗争了新文化之后，钱穆又是以怎么的式介入了五四畅通，介入程度如何呢？
二、“逐月看《新青年》”之后
从各式材料看，钱穆并不单是舒服于作念个《新青年》的读者。约莫1921年他编写过口语历史教科书，缺憾的是只是编写了五课后就未再继续；1922-1923年在福建厦门的钱穆写过不少口语诗，面前留存约莫10。在《师友杂忆》里钱穆活泼描述过他在乡间小学试验语体文教化和向《形势新报·学灯刊》(以下简称《学灯》)投稿的情形。(40)但于今尚未引起醉心的是钱穆在五四畅通时期还有十分数目的佚文和“准佚文”。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两部分：部分是钱穆发表在《学灯》上的文章，另部分是他在《栽培杂志》和其他各式报刊上发表的商酌中小学栽培的文章。通过它们咱们不错发当今“逐月看《新青年》”之后的几年，钱穆对于五四畅通的诸多热门商酌反馈十分速即，而且有十分程度的笔墨介入。
钱穆在《学灯》上发表的文章有20篇，时刻聚于1921-1923年。1921年，钱穆发表有《意志解放与包袱》(1月16日4张1版，“评坛”)、《因果》(1月20日4张1版，“评坛”)、《与欲》(1月21日4张1版，“评坛”)、《力命》(2月3日4张1版，“评坛”)、《新旧》(2月13日4张1版，“评坛”)、《与使命》(3月21日4张1版，“青年俱乐部”)、《柏格森沙中插指之喻》(3月25日4张1版，“论坛”)、《皈投》(4月8日4张2版，“青年俱乐部”)、《理》(4月11日4张2版，“青年俱乐部”)、《崇与志向》(4月20日4张1版，“青年俱乐部”)、《读张译“创化论”的我见》(4月21日4张1版；4月22日4张1版；4月23日4张1、2版，“论坛”)、《转换史籍分类刍议》(11月27日4张2版；11月28日4张2版，“杂载”)等12篇文章。1922年，钱穆发表有《读罗素形而上学问题论逻辑》(10月7日1、2版，“形而上学”)。1923年，钱穆发表有《屈原验证》(1月8日3、4版；1月9日4、5版；1月10日4版，“文艺”)、《渔父》(2月2日3版，“文艺”)、《鲧的异闻》(2月3日4版，“文艺”)、《船山学说》(2月9日2、3版，2月10日2、3版，“形而上学”)、《斯多噶派与中和》(2月22日1、2版，“形而上学”)、《伊壁鸠鲁与庄子》(3月4日1、2版，3月5日1、2版，“形而上学”)、《旁不雅者言》(7月9日1版，“形而上学”)等7篇文章。
《学灯》那时是个影响力大的传播新文化的刊，钱穆在《学灯》发表如斯数目文章自己即是个他与五四畅通积互动的有劲证明。在《学灯》的文章里，钱穆“州里教师”形象相对淡化，来自地的“新知识青年”的形象比较杰出。从文章标题和内容看，钱穆作为个来自地的“新知识青年”闇练时东谈主翻译的柏格森作品(41)，读过罗素的许多著述(42)，能熟练利用杜威的“器具主义”和柏格森的“创化论”来解释夫之念念想(43)，能作念中西念念想的宏不雅比较。(44)他还能言辞明确地与胡适商酌屈原有其东谈主(45)，并径直撰文参预了日后的科玄论争。(46)这些笔墨水准不俗，足以激发《学灯》遍及读者群中那些有“慧眼识才”智商之东谈主的豪情。通过在《学灯》的时常“亮相”，钱穆的文章被《清华周刊》先容，并在沪上小有名气，被东谈主计“体裁异”。(47)
从《栽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论，钱穆在这些地是以个对栽培变革有抓续念念考的中小学州里教师的形象参预群众公论圈的商酌。早在1913年钱穆就在《栽培杂志》上发表了《中学校教科用书之商榷》文。(48)不外那时钱氏文章只是属于“来稿”，其后数年他也未在《栽培杂志》上发过篇文章。到1919年年末，钱穆驱动了他在《栽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潮。11卷12号上发表《废止学校记分考试议》，12卷4号上发表《研究口语文之两面》，12卷6号上发表《中等学校国文教师之商酌》。(49)在其他刊物上钱穆亦发表了不少相关文章，如1923年在《师范栽培》上发表《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师》。(50)1924年在《报告·栽培与东谈主生》周刊上发表《指中等学生课外念书问题之商酌》。(51)1925年在《新栽培》上发表《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等。(52)
这些文章均与五四畅通的理念和指标关系密切，比如学校是否要废止考试即是那时各热烈争论的问题，口语文即是畅通指主见重中之重。而在稠密商酌中钱穆抒发意见多，能见其那时心态和位置的或者落在“国文该如何教”这问题上。
1920年3月13日，胡适在北京师从属中学演讲“中学国文教师法”，讲演由周蘧即周予同记录，发表在《北京师栽培丛刊》2集(1920年3月)。此稿后经胡适修改增删发表在《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这即是的《中学国文的教师》文。(53)此文刊发后激发了诸多或不东谈主士的批驳、回复、商榷和拓展(54)，也有地上的教师按照胡舒坦见亦步亦趋去作念。(55)钱穆就说：“年来对于中等学校之国文教化，既为般所醉心，而对于此问题之商酌，其杂见于各杂志报章者，亦不为未几。”(56)
在这些商酌文章中，钱穆的系列作品值得加以稀薄防御。像他发表在《栽培杂志》上的《中等学校国文教师之商酌》文，写稿日历系于“(民国)九年四月廿八日”。(57)这日历标明钱穆与其他回复胡适文章的东谈主不尽相易，他应是看了《北京师栽培丛刊》上胡适演讲的径直记录稿后就驱动作回复文章，而其他作家则基本都是看了《新青年》上的改进版文章后才驱动回复。这点足证钱穆对于胡适言论和文章的抓续豪情。
若把这批钱穆以中小学州里教师形象介入五四畅通的文章通读过，咱们会发当今某些笔墨里，钱穆那时对各“国文该如何教”的不雅点稀薄是胡适的不雅点会有所“立异”。如胡适说到中学古文课本的取舍时，提议“年读近东谈主的文章，如梁任公、康有为、章太、章行严、严几谈的散文”。(58)钱穆就说：“近期文所当充分取舍，而祸害可纳取舍之鸿沟者亦未几。……严(
)译诸书故走僻涩，不宜，章太文亦有之。……梁任公文多空套，太冗长，三不宜。报章杂志此病多有之。近新体裁中哄笑诋毁，意主争论，以应教师文学之取舍，四不宜。因时因东谈主立论之文，事过境迁，以入选材，恐滋诬蔑，五不宜。浅薄粗陋之作不错浏览，以入课本，六不宜。”(59)
但从这些文章举座的倾向和眉目看，钱穆此时又在不少地与胡适有着近似的不雅念和主见，其“趋新”乃至“趋胡”的程度要过既往领略。《全集》编者曾针对《中等学校国文教师之商酌》和《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二文稀薄下按语说：“那时先生对于中等学校国文教化之意见如斯，越后似稍有转变。二文得于先生澌灭之后，先生未再寓目。并请读者防御。”(60)其实“稍有转变”是十分委婉的说法，钱穆在两篇文章里有不少典型的“新青年”意见。像钱穆谈到编纂中学国文“公用教本”时提议定要“每篇笔墨均加新型标点标志，分段提行”。(61)近似的话以后他或者就不太会说。这还只是新书写格局的崇，要紧的是他那时对于我方学的初学书——“韩柳古文唐宋八”过几下“翻天印”。
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师之商酌》中，他月旦韩、柳宗元的文章常有求“私东谈主利禄地位之臭味”，又“虚张卫谈之旗”，字句间皆有“繁荣骄汰之气”。受韩、柳氏影响的那些古文亦有“空言汗青陈账”之病和“弄巧酬俗”之风。对《古文辞类纂》和其他古文选本，他的作风是“所选自韩柳以下，除八类、两证、本之外，犹有几何？则复拘于格律，限于体势，而时移势迁，所言与今多不，则其取舍之价值可见。曾选较姚佳，然不上述诸弊。若夫古文翼、眉诠、不雅止诸选，卑不足论”。(62)
汎森曾指出“钱穆期的学以古文辞为主”(63)，这在钱穆我方的回忆中可得到充分证明。(64)到1920年虽然钱穆已偏向于子学和理学，瓦解到“姚、曾古文义法，并非学术端”。(65)但对“古文”作如斯彰着的月旦或许是其学中的个特殊阶段，而这特殊阶段的形成和五四畅通的影响或者很有些关系。在另篇未收入《全集》的《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师》(1923年)里钱穆的“新青年”口气还要甚。
此文先明确抒发他那时对于“新旧”的作风，开篇即说：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师“对应该取迎新的作风，而不应该‘恋旧’”。所谓“新的作风”是：“、我对唱和新文学；二、新文化不是‘发生’在近的五六年，他有他二千年来文学史上的凭证，而为种天然的趋势；三、新文学不是‘完成’在近的五六年，他尚在咱们继续的悉力创造中，而为种梦想的商量；四、梦想中的中学校的国文课本是部新文学史中要紧的史料；五、抱新文学者的作风的国文教师应该使学生有迎新的作风，而进层有创新的智商，这才是他的见。”(66)
接着钱穆径直提议“要破‘圣’‘经’的偶像”。他对于这年南开学校和东南大学从属中学伸开的“读经”暗意不唱和，说：如拿着“圣”“经”两个不雅念来读旧书，“我是对否定”!(67)这么的话和同期期胡适的不雅念相称近似。1921年8月胡适在批驳孙德谦(益庵)的《诸子通考》时就稀薄说：
他(按孙德谦)说“其言则悖于经教”，似仍未脱儒的窠臼。他的书受此个不雅念的恶影响真不少!如说：“诸子而圣东谈主之经尊，有诸子而圣东谈主之谈大”；“诸子而圣东谈主之经固尊，有诸子而圣东谈主之谈益广”；此皆有所蔽之言。他先存了这个不雅念，故欲说老子于“易之嗛嗛”，阴阳通于《易》，墨为礼官之支與，申、韩得《春秋》之学，纵横、演义皆本《诗》教!此等附会，大足为此书之累。(68)
正因这阶段和胡适共享着一样的不雅念，因此在钱穆那时看来，在“五经”系统里，读《左传》不如读《战国策》，因为“《左传》的笔墨是遮拦底、《左传》的气魄是夸大底，那里有《国策》精炼平实”？读《礼记》不如读《吕氏春秋》，“《礼记》是汉东谈主手笔，他显耀的彩是‘荀卿派’，是‘楚东谈主文学’，是‘讳疾忌医其实’，是好‘堆砌字句’，是好‘连漫修歇’，是好‘气排下’，是比较的容易养成‘糊涂’‘放纵’底气习，也和当今新潮水、新趋势不，为什么把来教化生呢？‘内则’‘庆典’还可应用么？难谈‘制’‘月令’是何信为真么？难谈‘檀弓’‘丧大记’‘丧服小记’之类不可不研究么？难谈‘投壶’‘乡饮酒’要把来规复么？”读《尚书》不如读《史记》，“《尚书》是真伪各半的……真《尚书》试问共有几篇可供中学生读呢？矞皇典丽底《帝典》罢，诘诎声牙底《盘庚》罢，试问学生把来，稀薄底读了，有何益处呢？”(69)
在“四书”的系统里，钱穆计《论语》稍好，“只能惜终带有浓厚的贵族彩和‘政意味’，似觉不如耶稣圣经是子民底、社会底”。《大学》《中和》类诚然并非莫得价值，“但是为什么要教化生拘拘然修儒者派底学说呢”？(70)
以上梳理或者都可证明钱穆日后说的对于新文化“字、句、言、辞，亦曾用心以求”并不夸张。(71)因此在这段时刻里(大致可断至1924年前后)钱穆不仅是个“江南古镇的新派东谈主物”，亦然厦门、锡城里的“新派东谈主物”。但和《师友杂忆》里钱穆所表述近似，在“用心以求新文化”后他紧接了句“反而寻之古籍”，教唆咱们钱氏之“求新文化”究竟与“重温旧书”之间是何相关仍有再行解说的要。
三、“重温旧书”的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
在《师友杂忆》的叙述里钱穆“逐月读《新青年》”与“重温旧书”好像是个周折和决的历程。这与他从1930年代起，凡立说，总要树“五四畅通”和“新文化”为标靶密切相关。(72)若复返历史现场，钱穆读《新青年》其实碍于他读旧书，他也未中断过读旧书。但五四畅通对钱穆读何种旧书与用什么样的作风去读旧书却是有影响的。这些影响关乎钱穆早年学的内在理路，二则研究于钱穆早年学的外部环境。
从钱穆早年学的内在理路看，他读旧书的内容和式有与五四畅通接得上的部分，亦有与五四畅通难以接榫的部分。从接得上的部分来说，五四畅通除了引进“东西洋学理”外，亦率于批判以往列于正宗序列的那些“旧书”，同期负重致远地“发现”以往不在正宗序列里的、被压抑的那些“旧书”，以借此来改写和重塑传统，为其“开新”的大业绩定下先和寻找依据。钱穆的学次据余英时先生总结是“初从文学起原，遂集部。又‘因文见谈’，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严容庄容参预清代的验证学……后归宿在史学”。(73)
从余英时这段话开拔，结上文，咱们不错看到：从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钱穆正处于不舒服于“文学”进而月旦“文学”，倾心于“子学”又依靠“理学”立身(74)，群经而渐渐但愿扼杀“经生”门户之争的阶段。这让他在某些点上如唐宋古文的地位评估，经学的史学化问题，新子学的开导乃至于反念念“纲常名教”的作风等面都能与倡新文化诸威信读“旧书”的式有些契。甚至在《国粹概论》里，他基本赞同并接纳了钱玄同对于“六经”的主见，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对谭嗣同的“冲决网罗”也多有详情。(75)
从难以接榫的部分看，先，钱穆生并不拒与世界“新潮水”“新精神”相结的“变革”，但正如余英时所言，其学强调的是：在“变”之前，要对的文化传统有个泄漏地了解(76)，这个基本作风的形成和钱穆的生命经历密切相关。而钱穆这个要泄漏了解文化传统的基本作风和倡新文化诸威信的理路是冲突的，且难以斡旋。
五四畅通的大指标是改造所谓传统的旧伦理、旧谈德。改造的途径大致来说条在宣扬随从欧风墨雨的“欧化”，条在新文化主潮水布寰宇的“统化”。而钱穆所看到的江南地区的情况，论对“欧化”如故对“统化”都会有所反念念和修正。比较不少新青年借助“欧化”目光将传统看作“僵尸”，并将讲究传统作为“僵尸的出祟”，钱穆看到的“传统”却不是僵死的，而是敷裕生命力的，能够向当代移动的“传统”。(77)为奈何此？这源于钱穆掷中一丝一滴受惠于传统的那些细节。
钱穆父亲过世后，中留住孤儿寡母，生计艰困。在这段麻烦岁月里是族义庄的钱米匡助钱穆度过了难关。钱穆长兄也因为有锡县城里“恤孤会”发给的学金，才得以继续肆业。这些躬行和切身的经历都会让钱穆对“传统”的领略和周予同等有所不同。(78)
对应于不少知识分子由“统化”指标而逸想从上至下开导个整都划的富强之国，在钱穆看来地的昌盛活力才是复兴的基础方位，清末民初江南的村镇、市镇施行上也依然保抓着这份活力。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就径直说锡荡口“虽系隔离县城四十里外小镇”宁波不锈钢保温工程，但“住户之生流水准、知识程度亦不低”。因此“工商社会”未胜过“农业社会”。(79)
其次，钱穆早年的学基本属于“自学”，在此时刻钱穆虽不乏“私窥古东谈主陈编，既师友诱导，亦不知所谓为学之法子与法”的郁闷(80)，但这个不受学校规程敛迹，放眼念书的历程却让他在窘迫和意中接近了原先那些江南大儒的学式，因此其学所强斡旋敬重的至少在三个面与学校诞生的五四畅通主流东谈主物不同。，钱穆从内心处不肯意作念“各自的门”，而是追求通博的“士医师之学”；二，钱穆对念书的要求是传统念书东谈主敬重并践行的“熟读成诵”，而非当代分科体制下的泛览归；三，钱穆不计“念书只为是供给我著书的材料”，而是与他的容身立命径直研究。(81)由此钱穆学的自我要求是“邃晓前东谈主大体”，“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瓦解，然后不错进而为窄而之敲”。(82)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五四畅通时期钱穆虽有十分“趋新”的言辞，但因为其学能通经史子集，二又重先秦之基本，是以他的调理亦十分快。即使在前引钱穆“趋新”程度的文章中，他如故说要“蚁新底萌芽到旧的根柢上去，教他开完好之花、坚实之果”。(83)而在1924年的文章《指中等学生课外念书问题之商酌》中，钱穆的调理能看得加显著。
在这篇文章里钱穆先在开给中学生阅读的书目上就有所“反拨”：列国文，除精读选文外，每学年由校指定课外念书种，为共同之研究。……前期年读《论语》，二年《孟子》，三年《史记》；后期年《左传》，二年《诗经》，三年诸子，设施老、墨、庄、荀、韩、吕、淮南、小戴礼、《论衡》九部，由学生选其部或两部。(84)
这个书目清爽说明相较四年前的《中等学校国文教师之商酌》和年前的《中学国文的教师》，除了仍未选唐宋古文(不知是否在精读篇目里)和《尚书》外，其他钱穆蓝本热烈月旦过的《左传》《礼记》、稍有保钟情见的《论语》都参预了书单之中。要紧的是文中钱穆抒发了为何要读这些“旧书”，稀薄是《论语》《孟子》等正宗“旧书”的作风。
他说：“取舍法式须求其近于根底的，要读程、朱、陆、尊孔的竹素，和当代胡(适)、陈(秀)各位非孔的言论，究竟先读(论)语、孟(子)本书。取舍法式须求其近于普遍的。近东谈主以《拊掌录》《魔侠传》、宋词、元典、充《论衡》、崔述《考信录》等列为中学课外之读品，究竟较之(论)语、孟(子)，孰为有普遍之价值？”又说：“孔、墨、孟、荀本不定争下。惟即以竹素而论，(论)语、孟(子)自宜先读。墨(子)、荀(子)自应后及。(论)语、孟(子)之言，自可授之东谈主东谈主，墨(子)、荀(子)，不得不期以究”。(85)
这些话都说明此时钱穆在五四畅通的纷歧言论中已找到了个立足于“通盘这个词文化大传统即谈统”的基本立场。(86)所谓“重温旧书”正暗意他从前虽然直读“旧书”，但内心或者是处于相对暧昧而不停调适的状态，到此时已驱动变为相对胸有定见地来读“旧书”。
不外钱穆虽在1924年足下找到了我方的基本立场，胸有定见地来读旧书，但而后数年间，他毕竟是以几部呼应新文化主流的考据作品参预大学、着名学界的，这种情形或者需要从钱穆那时学的外部环境来解释。
先，咱们应当贯通寻求“社会高潮”对于地念书东谈主尤其是钱穆这么的小镇青年的要紧，进而探求民初“读旧书”与念书东谈主“社会高潮”之间的紧密关联。科举排除后，地念书东谈主的“社会高潮”出于多途，可从政，可做贸易，亦可服役，但不少念书东谈主仍但愿能通过“念书”来求上进，不外此时困扰他们的大问题是畴昔是读四书和五经，而当今应该读哪些书来求上进？约莫1914年叶圣陶防御到江苏省视学侯葆三在《栽培杂志》上发文提倡中小学教师研究《说文》，音书出，“坊间小学书为名贵，谓颇有来买者”。(87)篇省视学的文章就能这么有劲地影响地东谈主士的念书取舍，可见科举虽然不在，但由政府渠谈发布的“念书讯号”仍十分要紧，而国立大学或者较省视学能代表“国”，其号令读什么书、怎么念书，地念书东谈主基本都会视之为圭臬，钱穆也不例外。
1910年代，钱穆因为心中常有“未能参预大学念书之憾”，是以颇防御北京大学的招生告白。招生告白要求考生读章学诚《文史通义》，钱穆就“求其书读之，至形于梦寐间”。(88)《文史通义》天然属于“旧书”之种。到1920年代，那些投考北京大学的地念书东谈主与钱穆六七年前边对的情形太大区别。1921年北京大学本科招考的国文题目是“晚周诸子之学说，其影响于后世者若何？试略论之”。(89)这或者是胡适出的题目。预科国文题目则出自钱玄同等东谈主之手，文言译口语的题目取材《世说新语》，口语译文言题目取材《儒林外史》，标点文章题则选了《稼轩词》序。(90)
从1921年北京大学的招生题目不错发现，新文化之展虽然依然数年，但入北京大学之考题的仍在“旧书”上(到1922年有个大改变)。只不外这些“旧书”原来是难入“正宗”序列的稗官演义奇文轶事和札记演义，当今被胡适、钱玄同等抬升地位，成为寰宇粹府考题的来源。地念书东谈主受此讯号的牵动，内心虽未真的招供此类“旧书”值得读，但为了考上心驰神往的北京大学，却不得不读。诸多个体均如斯念念量的话，读北大教师宣扬的“旧书”也会成为种风俗。(91)
而且北京大学虽仍在考“旧书”，但还算是新文化的堡垒。其他如北京法政大学、东南大学等校，对读“旧书”的要求或者甚。1924年有东谈主怀恨过北京法政大学的入学考题仍在用“四书五经义取士”。(92)同庚东南大学考“国粹知识”，共四十问。每问中包含《史记》《汉书》《后汉书》《玉台新咏》《广韵》《说文解字》《毛诗》《周易》《尔雅》《言》《释名》《博雅》《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杂钞》《汉魏六朝百三名集》《楚辞》等书部或部以上。有东谈主估算如要一起作答，非泛览或熟读这些“旧书”30多部不可。作念温习贪图的话，则要泛览或熟读这类“旧书”至少二百部不可。(93)
其次咱们则需防御到处于新文化圈中心的那些东谈主物对于五四畅通各项业绩的分野、轻重与档次是十分明晰的。但在地念书东谈主眼中这些分离却是羼杂、错位和乱的。“输入东西洋新知”天然是五四畅通的要紧指标，但“整理国故”畅通在地念书东谈主看来样是由胡适、梁启等巨型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讲明”，对他们具有坚贞诱骗力和遮蔽力。
1923年个广东的青年就写信给《学生杂志》说谈：“在梅县的时候，读了胡适和梁启两位先生先容研究国粹的书目，那时我就想读几本他们所先容的书。”(94)1925年常熟士东谈主徐兆玮也发现，“近来中学以上各校多喜谭旧学”。(95)这种“喜谭旧学”的风俗不可只是视为保守主义的回潮，它和“整理国故”的宣扬其实很有些关系。
由此地念书东谈主如果想呼应这个畅通，“旧书”又是不得不读的。傅斯年曾说：“整理国故亦然当今很要紧的事。”(96)1920年代钱穆的学就恰是处在个新文化相称时髦但“国故也很要紧”的大环境里。他读“旧书”的作风和取舍的法好多时候与胡适、梁启等掀翻的各式对于“国粹”的商酌密切相关。
对此面钱穆是稠密地念书东谈主中的“异类”，设备保温施工他作念学问有到的天禀、秉赋和阻滞，各式对于“国粹”的商酌于他而言是种强烈地动其去读“旧书”的刺激，直至令他参预了考据研究，后名震寰宇。(97)另面，钱穆又是从地念书东谈主的立场开拔来参预这些商酌的，因此他的豪情点常会带有边缘的彩和小镇的角度。比如他坚抓计即使是小学教师仍有“国粹”的阅历。因为小学教师“责以精学问，诚为不可能之事”，但他们“身膺国民栽培之重担，则其于本国之文化渊源，政俗沿革，尤不可不心知其意，以毋负此束上起下之责。国粹不张，国消一火，则终亦以立足于斯世。由此言之，小学教师于国粹，其研究之谢缓也明矣”。(98)
同期他对各名争相开列的“旧书”书目颇不以为然。这种“不以为然”很大程度上并非学理上的不同(99)，钱穆的个理据是基于“地念书东谈主”的藏书未几与得书不易：
梁任公、胡适之两先生曾为学者开列低放胆之国粹初学书目，顾其间乃多不经见书。余尝戏语一又好：“梁胡为并世众人，其言当信，余辈靦颜为中学国文教师，其实于低限之国粹犹未初学，念念之惭赧”。亦有某学生显著为文，刊诸报端，云：“梁胡所开书目，本日身任中学国粹教师者，犹多未寓目，奈何故绳学者”？此亦自情实之论。余又见各杂志报章，屡有开写中学生国文科应念书目者，此亦自胡君发端，然余尝默自检诸案头，时有未备，察诸各校藏书楼，以余所知，亦每有所阙。(100)
由此继续申论，则可发现五四畅通有个大致的主流和群寰宇聚焦的东谈主物。但若细细分辨，这个主流看似强而有劲，其实里面“震憾摇撼”，平稳之基础。寰宇聚焦之东谈主物的意见也时常是前后不，不对迭出。此正钱穆所谓“国之内，省利己政；省之内，校利己风；校之内，东谈主利己主；而东谈主之先后，亦类贯之主张”。(101)这就致各省、各校、各东谈主都会产生基于各自即时立场与角度的意见，这些意见既来自阿谁“主流”和聚焦东谈主物的影响，又来自每个东谈主的生计经历、劳动分途和自身对社会高潮之期许，钱穆的“重温旧书”或者正需从这些面来再行贯通。
以来钱穆在不少著述中崇出的是个“五四畅通”和“新文化”的反对者形象，这些许让东谈主淡薄了反对者其实需要“阅历准入”，而获取这种“阅历准入”的难度无意可能比成为支抓者还要，因为着实的反对者先要入了解，然后智力提议反对。因此钱穆与五四畅通的关系应详尽为：他在入了解和参与了五四畅通之后，反念念和疏离了五四畅通。这种略带吊诡的关系从上文的梳理和先哲的研究中都能看得比较明晰，而其形成的根源则在钱穆那时是个地念书东谈主，在地念书东谈主中他又是个觅路的小镇青年。这身份的几个关节词之间既有相互的病笃，又有相互勾连之处。
咱们先来看“青年”。1934年钱穆曾写过篇的驰念文章叫《悼孙以悌》，这篇文章看似哀痛一火东谈主，其实很有些“夫子自谈”的意味，稀薄表当今解释他和孙以悌这么“转型时间”青年的共齐心路上。在文章里钱穆谈到在幻化定的时间里，政、法律、风俗、信仰等都渐渐变得“所解任”，由此“咱们应该怎么生计”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个东谈主，对青年的困扰尤甚。因为“庭的父兄长老们，早已失去他们指子弟生计的，并及他们的自信”。青年们要想从他们的庭、系族、亲戚、乡党的环境中间“得到些将来生计上的习惯和信仰的可靠的基础，来作念他长成青年计的坚实的底层，似乎是不可能”。(102)由此五四威信们倡的“再行估定切价值”对于青年而言既有其现实基础，因为固有的价值本已造反稳；又有其紧迫需要，因为越是身处巨变的时间，东谈主们越需要知谈依凭怎么的习惯和信仰去生计。由此从“青年”这个关节词开拔钱穆与五四畅通之间有着由大时间变迁带来的亲和。
但钱穆毕竟不是孙以悌，钱与孙的区别在：钱穆面是处在切渐渐变得“解任”的历程之中，另面他又躬行感受、耳染目濡过“有解任”的神志。这就和其身份的二个关节词“小镇”相关。粗陋地说钱穆在去北京之前，他的生计世界基本处于江南的村镇、市镇和城市之中。这个他逐日感之、识之、认之的世界既是滚滚而至的富饶繁华之地，又是积淀厚的文化光耀之所。江南的村镇、市镇和城市让他先看到了活生生的传统，进而看到了“转型时间”的虽有各式各样的病症，但亦有各式各样的“生力”。因此钱穆心目中的“”乃是个由“瓦解乃生心情”，由心情而灌输建立的“所见之”。他生于斯、长于斯，招供于斯，对“”有种“针织之”，是以智力作念到“生为祖国招魂”。(103)
与之相对比，胡适、傅斯年等东谈主心目中的很大程度上仅是个“所闻之”，他们生于因大运河表象不再而经济、文化调谢之地与精英不留本乡、时常出门行商之地，成长于海上洋场与西洋大学，招供虽在“世界”与“民族”之间，但多偏于“世界”，且常是个不可包纳，尤其不可包纳之本来文化的“世界”。(104)此正如余英时所言，“主家数的知识分子”招供于西文化，都能前赴后继，义反顾，“他们独一精神解放的同意而困扰之苦”。但像钱穆这么的学东谈主“则法禁受‘超过’和‘逾期’的粗陋两分法，他们求新而不肯弃旧”。(105)
对于钱穆的“求新而不肯弃旧”，以往多豪情的是其“不肯弃旧”的那面，“求新”之面汎森曾作念过强调，但仍有超过商酌的余步。而这面正和钱穆在五四畅通时期的三个关节词“觅路”紧密研究在起。
五四畅通不仅是个发蒙畅通，也不仅是个反传统畅通，它是个遍及比的多档次复型畅通。稀薄是参预1920年代后，新文化、整理国故、新主义这三股大风同期刮起，诱骗和调遣着钱穆这么的地念书东谈主。他们但愿能凭风借重走出小镇，踏上通往外部世界的超过途径，并为之付出了穷的悉力。但与风势饱读荡相随同的是寰宇的新学术价值层的渐渐竖立和新栽培体制的渐渐固化。(106)这是谈日趋狭小的门!在阿谁年代里，连清华大学的学生都在向胡适怀恨“先生当今所拟的书目，咱们是论如何读不完的”。(107)而张
、黄培这么的昔日名士和民国大佬则已被五四威信斥之为“陈死东谈主”(108)，遑论那盈篇满籍地上渴慕觅得长进，但又难觅长进的念书东谈主。
从后见之明看，参预大学任教的钱穆已是这批悲欣交加、惶惶不已、山重水复的“觅路”念书东谈主中的少数见者。但即使是见者，钱穆回当年的立志历程仍不万千感触，说：“不知者，亦或疑余为学随从时髦，哗众取宠，以博面前之称誉……甘苦之情，又谁知之。故知学问上前，在远方之进度中，自不许多预感不足之支节周折，错歧复杂，有违初心者。”(109)
这段话标明在“转型时间”里寻寻觅觅的钱穆在五四畅通大盛之时不写过些细念念相悖初心的笔墨，亦有“不知者”日后借此为诟病之语和讥谤之言，遂致钱穆从以笔墨、学术介入五四起，到自1930年代驱动，直至晚年不停在各式著述中追忆五四和界说五四，其间他常不会有解释辩白的冲动，又有脱色内心的追悔，还有不停唤起和阐明初心的情结。这各类“经历事实”与“心情事实”的交缠相通形成了对于钱穆与五四畅通的历史叙述中充满了周折和暧昧，值得后学不停入探究。(110)
谛视：
①既灵验果主要有陈勇《钱穆传》，东谈主民出书社2001年版；汪学群《钱穆学术念念想评传》，北京藏书楼出书社1998年版；郭都勇、汪学群《钱穆评传》，百花洲文艺出书社1995年版；李木妙《国史众人钱穆教师生平偏激著述》，香港新亚研究所1994年版；邓尔麟著，蓝桦译《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件出书社1995年版；谢振贤《念念想界的边缘东谈主——早年钱穆学的心路历程(1895-1939)》，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9年。
②本文的五四畅通指广义的“五四”，即1919年前后若干年内所进行的“种文化畅通或念念想畅通”。这文化或念念想畅通，其上限至少不错回顾至1917年的文学立异，其下限则大抵不错1927年的北伐为界。余英时：《五四畅通与传统》，《当代危境与念念想东谈主物》，生计·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59页。
③钱穆我方说：“古东谈主以三十年为世，以今念念昔，皆已隔世之感，而况忧患迭经，体况日衰，记忆锐退，东谈主名，地名，粗陋自谓常在心中，但临动笔，即渺不可寻，无意忽现脑际，未即写下，随又忘之，苦搜冥索，终不复来。”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计·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43页。陆念念麟的文章已防御到这点，参见陆念念麟《钱穆早年学考(1912-1930)》，《念念想与文化》16辑，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2015年版，243-266页。另可参见傅宏星《对钱穆〈师友杂忆〉则要铭记叙的补正——兼及朱怀天生平业绩考辨》，《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4期，46-51页。不外傅文有些谬误，如傅文中说：“收录在《钱穆先生全集·素书楼余渖》(九囿出书社2011年版)中的《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序》文系年月有误。全集本订此文为民国九年七月作，此时朱怀天尚在东谈主世，因此大谬。”傅文不察钱穆文中有“作而止，止而复作，起七月二旬日迄廿五日”等语。证明钱穆此文系日用阴历，七月二旬日迄廿五日为1920年9月2日到9月7日，而朱怀天卒于1920年8月3日，从时刻上均能吻，全集本系年月实误。
④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钱穆与当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2006年版，14页。
⑤汎森：《汪悔翁与乙丙日志——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近代念念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书业绩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62页。
⑥钱穆在《形势新报》上有批佚文得自华中师范大学周月峰老诚的教唆，特此致谢。
⑦如1923年钱穆读《船山遗书》，获灵感知屈原居湘乃汉水，非沅湘之湘。但钱穆转头其据此灵感著述时，径直说“余草《诸子系年》，始自民国十二年秋”，然后提1931年发表在《清华学报》的《楚辞地舆考》和之后的《先秦诸子系年》，因此就会略过1923年1月在《形势新报·学灯》上发表的《屈原验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钱宾四先生全集》5册，台北，联经出书业绩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21页。钱穆：《我如何研究古史地名》，《学籥》，九囿出书社2010年版，189页。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24页。
⑧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93页。
⑨汎森：《钱穆与民国粹风》，《近代的史与史学》，复旦大学出书社2010年版，141-184页；刘巍：《学术之近代庆幸》，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2013年版，228-340页；陆念念麟：《钱穆早年学考(1912-1930)》，《念念想与文化》16辑，243-266页。
⑩《不懂得“五四”的中学毕业生》，上海《民国日报·醒悟》，1922年8月21日，4张4版。
(11)葛剑雄：《〈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媒介》，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书社2010年版，2页。
(1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80-81页。
(13)钱穆得到《墨子间诂》书即是通过文采书局到上海去买，转见李木妙《国史众人钱穆教师生平偏激著述》，15页。
(14)钱穆说：“余自九二年出任乡村教师，得交秦仲立，乃如余之严兄。又得友朱怀天，乃如余之弱弟，惟交此两东谈主，获益甚甚大。”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00页。
(1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81-82页。
(16)钱穆：《媒介》，《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1920年自印，1页。
(17)朱怀天：《广宥言序》(1918年5月3日)，《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1页(文页)。
(18)朱怀天：《日志》，1919年1月、1919年6月、1919年9月、1920年1月21日、1920年6月15日，《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日志”，22、28、32、33、36、49页。
(19)早在1898年张之洞等已在强调诸子学和释学对于“圣教”的挑战，称其为“周秦诸子之谬论”与“释老二氏之妄谈”。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科举新章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3册，武汉出书社2008年版，491页。
(20)参见余英时《五四畅通与传统》，《当代危境与念念想东谈主物》，66页；汎森《近代念念想中的传统成分——兼论念念想的本色与念念想的》，《近代念念想与学术的系谱》，138-145页。
(21)1919年朱怀天曾说：“与宾四言，宾四几全防备功夫，而言
在学，且须自节起，则类乎朱晦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弊了。”又说：“本日宾四来，谈：修身在功夫上率，若论吾等，智识不可算下了，即是知易行难也。”之后朱氏读了梁启的《智育鉴》曾自问：“我尝轻宋明儒，实则修身之德恃彼正多，昔之有私毁者，多惑于其所标名也，如曰义、利、仁我便厌之，实则大非矣。此念书是以务多，而又在立场镇定以会之也。不然私心私用，成见安如磐石，殆哉。”这些都能见钱穆在理学濒临朱怀天的影响。朱怀天：《日志》，1919年10月，《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日志”，33、34页。
(2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95页。
(23)对于此笔者将在另文中详备校阅。
(24)《宥言》，出书信息，上海藏书楼藏本，出书日历据《报告》告白，1918年3月28日，1版。
(25)河上肇在自传中计，在1928年前，他还不是个马克念念主义者，而学界公认的河上肇著述激发读者“马克念念主义自发”的是1922年他写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立异》，论如何也法前到1918年。可参看李斌《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谈路与郭沫若的念念想转变》，《文学批驳》2017年6期。
(26)叶圣陶：《与颉刚看》，《叶圣陶集》24卷，江苏栽培出书社1994年版，8、9、14、18、19、22页。
(27)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就记叙过清末在常州府中学堂时读《仁学》的情形。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69页。
(28)汪佩伟编：《近代念念想文库·江亢虎卷》，东谈主民大学出书社2015年版，58、141页。
(29)李泽厚：《近代念念想史论》，东谈主民出书社1979年版，239页。
(30)钱穆：《谈念念想与安那其主义》，《钱宾四先生全集》18册，台北，联经出书业绩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499页。
(31)钱穆：《谈念念想与安那其主义》，《钱宾四先生全集》18册，503页。
(32)刘桂秋编：《锡国纪年龄辑》，大百科全书出书社2011年版，10页。另可参看陈平原《传统书院的当代转型——以锡国为中心》，《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书社2002年版；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东谈主文》、张耀翔《清代进士之地舆的漫衍》，刘海峰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武汉大学出书社2009年版。
(33)徐兆玮：《聘三先生传》(戊申年)，《虹隐楼诗文集》下，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2016年版，831页。
(34)《发刊词》，《武进栽培汇编》1期，1917年3月。
(35)刘桂秋编：《锡国纪年龄辑》，11页。
(36)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志》4册，1924年2月2日，黄山书社2013年版，2554-2555页。
(37)参见鸿泰《迷途的诗——明代士东谈主的习诗情缘与东谈主生取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期，2005年12月。
(38)如他会问在上海肆业的学生：唐文从上海工业门学校下野后，学校里有莫得“攀辕卧辙的怪物”？“唐老先生下野不成，我倒在报上看见了对于这事的许多肉麻电报。你们同学多数的真风趣究竟怎么？你不雅察得出么？”《朱怀天致祖康》(1920年4月23日、5月25日)，《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翰札”，6页。
(39)朱怀天：《日志》，1918年5月，《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日志”，6页。
(40)这些诗作、试验的课本和部分文章收录在《钱宾四先生全集》53册《素书楼余渖》中。
(41)钱穆：《博格森沙中插指之喻》，《形势新报·学灯》，1921年3月25日，4张1版；钱穆：《读张译“创化论”的我见》，《形势新报·学灯》，1921年4月21-23日，4张1版。
(42)钱穆：《读罗素形而上学问题逻辑》，《形势新报·学灯》，1922年10月7日，1-2版。
(43)钱穆：《船山学说》，《形势新报·学灯》，1923年2月9、10日连载。
(44)钱穆：《斯多噶派与中和》，《形势新报·学灯》，1923年2月22日，1-2版；钱穆：《伊壁鸠鲁与庄子》，《形势新报·学灯》，1923年3月4、5日(缺5日)连载。
(45)钱穆：《屈原验证》，《形势新报·学灯》，1923年1月8-10日连载。
(46)穆：《旁不雅者言》，《形势新报·学灯》，1923年7月9日，1-2版。
(47)棠：《中语如期刊物中的论文·形而上学》，《清华周刊·书报先容刊》2期(1923年)，11页。按，整本杂志具体日历，同期登载胡适《个低放胆的国粹书目》。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17页。
(48)钱穆：《中学校教科用书之商榷》，《栽培杂志》5卷7号，1913年10月10日。
(49)钱穆：《废止学校记分考试议》，《栽培杂志》11卷12号，1919年12月20日；钱穆：《研究口语文之两面》，《栽培杂志》12卷4号，1920年4月20日；钱穆：《中等学校国文教师之商酌》，《栽培杂志》12卷6号，1920年6月20日。
(50)钱穆：《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师》，《师范栽培》3期(厦门集好意思学校师范部小学部编)，1923年2月。
(51)钱穆：《指中等学生课外念书问题之商酌》，《报告·栽培与东谈主生》周刊43期，1924年8月11日。
(52)钱穆：《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新栽培》10卷3期，1925年4月。
(53)参见瞿骏《新文化的“平直”与“入心”》，《文讲演·文汇学东谈主》，2016年8月12日。
(54)仅《栽培杂志》上就发表过何仲英的《口语文教师问题》(12卷2号)、《当今中学国文教师的月旦及建议》(12卷5、6号)、《国语文的课本与演义》(12卷11号)、周予同的《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课本的建议》(14卷1号)和洪北平的《中等学校与口语文》(12卷2号)等相关此话题的文章。
(5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志全集》3册，1921年7月30日，台北，联经出书业绩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232页。
(56)钱穆：《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新栽培》10卷3期，1925年4月，419页。
(57)钱穆：《中学学校国文教师之商酌》，《栽培杂志》12卷6号，1920年6月20日，12页。
(58)《中学国文的教师——胡适之先生在本校从属中学国文研究部的演讲辞》，《北京师栽培丛刊》2集，1920年3月，4页。
(59)钱穆：《中等学校国文教师之商酌》，《栽培杂志》12卷6号，1920年6月20日，6页。
(60)钱穆：《中等学校国文教师之商酌》，《钱宾四先生全集》41册，284页。
(61)钱穆：《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新栽培》10卷3期，1925年4月，424页。
(62)钱穆：《中等学校国文教师之商酌》，《栽培杂志》12卷6号，1920年6月20日，4、5页。
(63)汎森：《钱穆与民国粹风》，《近代的史与史学》，143页。
(64)钱穆：《为诽韩案鸣造反》，《钱宾四先生全集》45册，328-330页。
(65)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钱宾四先生全集》9册，8页。
(66)钱穆：《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师》，《师范栽培》3期，1923年2月，14、29页。
(67)钱穆：《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师》，《师范栽培》3期，1923年2月，17、18页。
(6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志全集》3册，1921年8月12日，274页。
(69)钱穆：《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师》，《师范栽培》3期，1923年2月，18、19页。
(70)钱穆：《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师》，《师范栽培》3期，1923年2月，18、19页。
(71)钱穆：《从历史来看民族及文化》，“自序二”，《钱宾四先生全集》40册，8页。
(72)诸多学者已防御到《国粹概论》中钱穆论“新文化畅通”的意见尚算抓平。
(73)余英时：《钱穆与新儒》，《钱穆与当代学术》，29页。
(74)这里的“理学”据刘巍分析钱穆是对“作为民间解放讲习的理学力抓辩白尊奉之诚，而对作为朝廷正学的理学则不惜诋斥”。笔者大致招供，这种“理学不雅”正和前述的钱穆五四阅读历程相关。参见刘巍《学术之近代庆幸》，251-252页。
(75)参见刘巍《学术之近代庆幸》，252、300页。
(76)余英时：《钱穆与新儒》，《钱穆与当代学术》，34页。
(77)汎森已指出传统对钱穆而言是活的(living past)。汎森：《钱穆与民国粹风》，《近代的史与史学》，147页。
(78)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8-31页。
(79)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53、54页。
(80)钱穆：《学籥》，“序目”，3页。
(81)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念书》，《学籥》，136-138页。
(82)钱穆：《学术与心术》，《学籥》，147页。
(83)钱穆：《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师》，《师范栽培》3期，1923年2月，16页。
(84)钱穆：《指中等学生课外念书问题之商酌》，《报告·栽培与东谈主生》周刊43期，1924年8月11日。
(85)钱穆：《指中等学生课外念书问题之商酌》，《报告·栽培与东谈主生》周刊43期，1924年8月11日。
(86)余英时：《钱穆与新儒》，《钱穆与当代学术》，47页。
(87)《叶圣陶致顾颉刚》(1914年11月14日)，转引自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1卷，东谈主民栽培出书社2004年版，180页。
(88)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87页。
(89)《本校今年二次招考重生本科各式试题》，《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9月24日，4版。
(90)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志》，1921年9月14日，北京大学出书社2014年版，377页。具体题目可见《本校今年度二次招考重生预科初试各式试题》，《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9月26日，2版。
(91)据胡适说1921年北京大学两次招考，来投考者近1400东谈主，而录取率独一近1/2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志全集》3册，1921年9月20日，317页。
(92)《四书五经义取士》，《晨报附刊》，1924年8月17日，4版。
(93)汉胄：《“活该”的东南大学国文试题》，上海《民国日报·醒悟》，1924年4月23日，7版。
(94)《文致杨贤江》(1923年12月1日)，《杨贤江全集》4卷，河南栽培出书社1995年版，488页。
(95)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志》4册，1925年4月8日，2674页。
(96)《傅斯年致胡适》(1920年8月1日)，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1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谈话研究所”2011年版，15页。
(97)陆念念麟已防御到“钱穆着实转向考据学，是在二十年代‘整理国故’畅通爆发之后”。陆念念麟：《钱穆早年学考(1912-1930)》，《念念想与文化》16辑，254页。
(98)钱穆：《小学教师与国粹》，《小学栽培月刊》1卷10号，1926年4月，1页。
(99)若从学理上看，钱穆其实对于梁启的书目有定的招供度。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念书》，《学籥》，134页。而像地处东北的金毓黻也对胡适、梁启开列的书目“不以为然”，但他的意见就和“学理”不对关系大。《金毓黻文集》裁剪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志》2册，1924年6月28日，辽沈书社1993年版，1143-1144页。
(100)钱穆：《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新栽培》10卷3期，1925年4月，421页。
(101)钱穆：《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新栽培》10卷3期，1925年4月，419页。
(102)钱穆：《悼孙以悌》，《史学论丛》1期，1934年。
(103)钱穆：《国史大纲》，“小序”，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3页；余英时：《生为祖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钱穆与当代学术》，16-25页。
(104)对于“所见之”与“所闻之”笔者将另有文商酌。
(105)余英时：《越文化招供的危境——钱穆与文化序》，《当代危境与念念想东谈主物》，575页。
(106)汎森：《钱穆与民国粹风》，《近代的史与史学》，166-167、175-177页。
(107)《清华周刊记者来书》(1923年3月11日)，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志全集》4册，台北，联经出书业绩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1923年4月1日，4页。
(10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志全集》4册，1923年5月24日，50页。
(109)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93页。
(110)钱穆历史叙述中“经历事实”与“心情事实”的交缠相通蒙清华大学李闲散博士教唆，特此致谢。
本文裁剪：侯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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